我家最有本事也最辛苦的就是我姐,她每天一早起来,升好煤球炉,放上一吊水,就去洗衣服,晾在天井的竹竿上,随后弄好米粥,酱菜乳腐,有时油条、或香葱拌豆腐,等着我们起来吃早饭。然后她到客堂间里边的厢房问阿奶,有什么事情要做,再掀开盖子,看看水缸要不要加水。一切料理停当,才几里哇啦叫我:“小赤佬,快点起来。”我翻了几次身才起来,先要看看早饭是什么菜。我家早饭的最高标准,是油条醮酱油就着泡饭,桌上是萝卜头酱菜,我嘟嘟哝哝:“哪能没有油条。”“侬呀,又懒又馋。老娘一个人管早市不辛苦?就是大妹冬冬吃好早饭就去帮忙,哪怕平时上学,也要洗完几只盆子再去。阿福一人管夜市也像模像样,二妹金金放学回来就去帮阿福忙,就是侬,一天到夜哄着滥木头转。”我不敢回嘴,要不然,她骂秋冰也要骂半天。
午后,她坐在门口的破藤椅上编着绒线,什么十字针,铰链棒、蝴蝶花、菱形块、挑花、襄嫔、都不在话下。带着《冯秋萍绒线编结大全》挂号在金陵路的绒线店,一天的买汏烧之外,就帮人代结绒线,也有点收入。尽管她那么有本事,却没有城府,喜怒行于色。坐在破藤椅里结绒线。高兴了哼哼着绍兴戏《狸猫换太子》或哼着沪剧《碧落黄泉》。最近,她不哼绍兴戏,也不唱沪剧,只是闷闷不乐,额头中央虬结一个‘川’字,好像在考虑她的人生大事,也考虑家庭大事。半年前上边宣布要交税,真是晴天霹雷,凡是有营业执照的摊当,自报公议,然后缴定额税。我妈看起来冲头冲脑,有事却逆来忍受,家家户户议论,吵闹,拖拉,拒交税款。我妈想,与国家有什么好争论的,交就交吧,只能牙齿缝里省一点。我父亲病故后家陡四壁,生意又一落千丈,母亲与阿福分班后,生意才稍稍有点起色,我们不图发财,但求温饱。突然要拿出二百斤米钱去交税,哪来?去偷?我妈自作主张,把我姐的私有财产一斤毛线卖掉去交税。她与母亲吵架,吵有什么用,母亲也没有办法,不过长此以往拆东墙补西墙也不是办法,这个月的税,母亲与姐姐商量,把三五牌卦钟去抵税,我姐坚决不答应,二人没有吵出结果。最后我母亲咬咬牙,把九龙紫铜锅卖了去抵税。这只锅像小水缸那么大,周身盘着九条龙,不但好看,还有点文物价值,我求妈妈不要卖掉,她推开我,我哭了半天,哭的眼睛红肿。又有一次她想把碳炉式黄铜壶卖掉,我拿起扔到板凳上,凶狠地说:“你再要卖,我就把它砸烂。”我何尝不知家庭的艰难,但这铜壶好看又好玩,方方的壶身,底座也是方方的有网眼,还可烧木炭。壶身的开关是精雕细琢的龙头,龙尾巴翘在壶顶上,一旦水开就会啸叫:开了开了,当心当心。家里一无所有,难得有件好玩的东西,饿着肚子看着它,好像肚子也不饿了。
我姐见我饭吃好,顺手将刚结好的绒线衣,在我身前身后比划,然后叫我试穿,她喃喃着差不多,就叫我脱下。我看着这件镶色挑花的衣服实在太漂亮,几乎爱不释手。正巧客户来拿衣服,见到衣服就讲老好看,试穿以后更加满意。我姐说:“今朝刚刚赶出来。”客户按规定付了六块钱工费,又多付一块小费。解放后不兴小费,我姐坚决不收小费。客户说:“侬太辛苦,我高兴,以后帮侬介绍生意。”客户兴高采烈地走了,我随口说了声:“我要有介漂亮的绒线衣,不要太高兴啊哦”我姐说:“只要我在上海,漂亮衣服有得侬穿了,”我心里咯噔一下,难道她要离开上海?难怪最近几天她闷闷不乐。
突然,龚大姐与二阿姐又二顾茅庐。原来老的冬防队撤销后,成立居民委员会,地区群众还是推荐大阿姐为主任,大阿姐就是撂担子不干。龚大姐毕竟在部队干政治工作,知道自己的妹妹是个外来妹,还没有号令群众挑起担子的本事。龚大姐第一次上门,就碰一鼻子灰,大阿姐硬楞楞地说:“我实在没有时间,连结绒线也来不及,这也是我半个饭碗。”龚大姐被,慢慢来好好考虑考虑。她下定决心三顾茅庐,不达目的绝不摆休。今天她们又三顾茅庐,龚大姐说:“革命青年要听党的话,要跟着□□走,你们山东人挺硬气,不作兴做孬种……”“谁是孬种?”我姐被她们一激就蹦起来,“谁说你是孬种?谁不知道你是好样的,”她们二人一拉一唱,帮着盘绒线,二阿姐又说:“我搭侬是最要好的小姐妹,有困难我会帮忙,从水站下班回来,每天帮侬挑一担水,总好来。”大阿姐把家庭的困难都兜出来,龚大姐却说:“你怎么脑子转不了弯,搞里弄工作,哪像在单位正儿八经八小时,有空可看看报纸学习学习,只要不妨碍工作,结绒线也不是大问题,再说,从下个月起,里委主任有六块钱津贴。”六块钱就像一把大榔头,把我姐击倒了,心里咯噔咯噔,嘴上说考虑考虑。其实,龚大姐比谁都急,自从中国政府宣布出兵朝鲜,抗击美国之后,全国掀起捐献飞机大炮运动,报纸上也登了常香玉他们剧团捐了一架飞机,各行各业都动起来了。济南街道的各个居委,也有人捐献了,就是弹硌路毫无动情。二阿姐与里弄干部上门,居民不是不睬他们,或就是不捐,真的把龚大姐急死了。
龚大姐听说大阿姐考虑考虑,见峰回路转就顺水推舟说:“今天好好考虑考虑,明后天到居委来一次。龚大姐刚走,我妈从摊档回来,还没坐定,劈头就问:“侬到底走勿走?”我姐说不想走。我妈就大发雷霆:“上面要逼煞我,侬也想逼煞我。”母亲顺势拿桌上的七块钱,还说:“先凑足迭个月税钱交掉再讲。”“是我的血汗钱,凭啥理由侬拿去?”大阿姐动手去抢回,从来没拌过嘴的母女,竟然扭在一起骂骂咧咧,惊动了客堂间里的阿奶,她进来劝架,母女两人各说各的理。阿奶人老脑子并不糊涂,说道:“阿二娘,七块钞票侬算借大丫头咯,以后情况好就还伊。伊毕竟是辛苦钱,一针又一针挑出来咯。还有不能见风就是雨,南昌那边的事叫婶娘落实一下,人品好条件好靠得住,只要上海事体摆平,再去也来得及。烂污三鲜汤免谈,毕竟大丫头是我半个孙女,有模有样的上海小姑娘,在上海找个工人笃定。”老人又转向大阿姐说:“江北猪猡(指龚大姐二阿姐之流)要用侬花好桃好,勿用侬当垃圾。明早侬带老娘去评理,生意做一半,税要付加倍啥道理?”阿奶说得句句在理,母女两就松开手脚,但大阿姐还在哭哭啼啼。阿奶抱紧她说:“乖囡,相信我这把老骨头就太太平平过一阵,心里实在觉得委屈,就去寻对门老瞎子,最好让冯先生替侬把龙头。”
当天晚饭她们两都没吃,我难过得要死,晚饭端到母亲面前,她把我一推,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滚:“侬以为做老娘的心肠硬,硬要把自己的女儿往外推,每天天一亮,我就愁哪能喂饱七张肚子。每到月底,就为了二百斤米的税费急得头发白,阿拉没有这个脸皮,被人家说逃税,为国家挑重担也是应该的。”我饭碗端到姐姐那儿,我姐只是悄悄地抽泣,她就是不接碗。她们都以为我小,其实我心里明白,我妈这年把年纪40多岁,正是风华正茂的年代,可她怆老得像60岁的老太婆。我姐眼睛肿得像小核桃,我也哭晕头,竟然想不起吃饭。这日子怎么过呀?我突然想起,去叫我婶婶,她来之后开门见山地说:“吃饭,我有好消息,勿吃我走了。”我先端起饭碗,然后他们也端起饭碗。
我婶婶做媒的那人,并非江西老表,却是上海世家子弟,父亲是上海电话电报局的高级技术人员,经常出差南昌进而就留在那儿,凭他的高工资在后来的八一公园傍盖起一幢二层小楼,那儿空气好,物价便宜,他喜欢吃的淡水鱼更便宜,就此他家生活的中心移向南昌。儿子大学生也是工程师,来做媒的人踏破门槛。老子定位上海姑娘,儿子也非要上海姑娘不可,人样子可以,文化起码初中,要持家,要贤惠。保证给姑娘一份工作,最优厚的条件是一半的工资可寄回上海。我妈听了非要叫女儿走,我姐的心又被半月工资击倒了。
第二天晚饭后,她叫我把阿四等人找来,阿四刚刚坐定,小茶馆也急忙忙来了,她像麻雀叽叽喳喳:“倷谈啥,让我听听。”“阿四,我可能离开上海,侬舍得伐?”尽管她闷闷不乐,一夜没有睡好,还是以调侃的语气与她所谓的男朋友说话,阿四还没接嘴,小茶馆跳起来:“为啥要离开上海,活腻啦?”还是阿四慢条斯理地说:“听大阿姐讲道理,阿拉再讲。”一会儿,祥子、金船也来了。我姐把事情过程讲完,喃喃着:“我实在勿想离开上海,实在勿想离开倷,叫我哪能办法呢,勿走姆妈天天吵。”“我心里再不舍得,还是希望侬走——”阿四话没讲完,我姐又调侃他:怪不得谈了几年朋友连手也没摸我一下。小茶馆大笑:现在世界上还有介老实咯人?阿四继续说下去,“侬‘镇反’辰光已是‘杀牛公司经理’名声够丑了,何必再在上海孵豆芽。最近侬搭二阿姐吵过,街道是龚家的天下,区政府也是他们的天下,侬在上海还有活路?”“我是侬最要好小姐妹,绝对舍不得侬走。”小茶馆突然掏钱想叫我买包瓜子,阿四毕竟是男人,枪着拿钱叫我去买。她说,“阿四讲话有道理,侬大阿姐手下的几个冬防队员,已转正为机关干部,无论哪一点侬比伊拉强,为啥好工作轮勿到侬,明显是龚大姐卡侬。再说白蛇精也不会放过侬,让我狠狠骂伊一顿。”我姐流下眼泪,祥子也跟着哭了,还拉着她的手说:“我勿关,我勿让侬走。就是凭侬一手绒线生活,就可混吃。”“问题是绒线生活不是天天有。”我姐有点无可奈何,有点自言自语,“想想真没意思,要好小姐妹都走了,阿鸟出家了,曼玉在北京,美心人也看不见。”大阿姐喃喃着:“走伐,还是走伐,要好小姐妹走的走,散的散,阿鸟出嫁了、大毛头姐姐曼玉到北京读大学了,秋冰表姐美心到复旦大学去了,我还是走吧,走到天涯海角,走到人看不见的地方。”说完流下了眼泪,小茶馆,祥子陪着她哭。大阿姐又突然惊叫:“龚大姐后天叫我去上班,叫我哪能办呀。”阿四说:“太平点走伐,龚大姐那帮人想留侬,无非侬还有利用价值。等二阿姐能挑大梁,恐怕侬被卸磨杀驴了。”“我勿让侬走呀,就是勿让侬走呀。”祥子抱着大阿姐哭,又说,“阿拉楼上的拖鼻涕的小娘逼也去工作,想想真气人,侬哪一点不及伊?”金船说:“我意思再拖点时间,实在勿来赛,侬在上海寻咯男人可以伐我是无锡人,到无锡总比到江西好。我可以在无锡帮侬找工作。关于婶婶讲的事,最好去核实一下,如果是真的,也不妨是条退路。”“后天我还是去一次,作最后了断。”她突然抓住他们二人的手合在一起说道,“勿管我走不走,倷二人事体保在我身上。”不知怎么,祥子哭得更厉害了:“我情愿不结婚,也要侬留在上海。”金船听到这话急的要命,就说:“要不就把绒线店面盘下来,我们合伙,房钱侬出零头。”
祥子那天没回去陪着我姐,她们一夜天没睡好,我也没睡好,我想如果大阿姐与二阿姐斗下去,吃亏的是大阿姐。我总想为我姐姐做点什么,第二天一早,我突然想起《天书》上那句话“到今天,我终于明白‘大阿姐斗白蛇,血泪染赣土红’忏语的意思。”就说:“我老早就晓得侬要走出去,《天书》上有一对脚印,从人民广场向外走,好像是江西,还写道:‘三十六计走为福’勿相信侬去问猫猫。”她把我一推说:“去去去,侬小囡懂啥。”我感到极大委屈。她继续说,“其实我也感到斗不过二阿姐,不过我出不了这口怨气。”世界上哪来那么多的真铁口,半仙人?突然,朦胧地感觉,我不信也得信,《天书》的效应渐渐显露了,我家开始倒霉了。
我姐一夜没睡好,走还是留,实在拿不停主意,说到底,她心里不想走。第二天大阿姐到振平里里委办公室,龚大姐问她考虑好了没有,大阿姐还是说考虑考虑。龚大姐毕竟在部队做政治思想工作,竟然一点儿不生气,态度温和地说:“多考虑也行,领导担子往你肩上压,考虑到你有能力,有觉悟,要不然,我还不让他干。”其实她找了几个人谈话,大都不愿干,想干的没能力。她也征询以前的地下党员李老师的意见,他还是推荐大阿姐。但她的小本本上写着:大阿姐尽管出生劳动人民家庭,但社会关系复杂,思想觉悟不高,不宜重用,也不宜去国家单位……可龚大姐还是装模作样地说:“可能你看到有人到国营单位去工作,感到委屈。革命不分先后,领导是考验你,以后把你放在更重要的岗位上。别想得太多,好好干,入党提干领导会考虑的。”我姐心里咯噔一下,我妈却冲进来,大声嚷嚷:“你们老是揪住我女儿不放干嘛?她要去江西嫁人,我也不摆摊子,去做老妈子,我大儿子到码头杠麻袋,我们有手有力气饿不死。”龚大姐愣在那儿,二阿姐倒杯水,递给我妈说道:“大姆妈,作啥啦?有闲话心平气和讲,阿拉全是自家人。再讲,我房子也还给你们了,还想哪能呢?做里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,老光荣。”“做生意赔本,还不如她多结绒线,干脆嫁人。不信你们去查,每天进多少货,销多少钱,到头来赔本,还摆什么摊子?”我妈的脑子好使,心算比计算机还快,十六两制的小生意,几两几钱多少钞票,一算一个准,她拨动手指算给他们听,“这半年交的税,都是身上割下的肉,不信,你们去问金船、张维泰、我借他们的钱还没还。”愣在那儿的龚大姐,终于醒悟过来,心想这对母女真够厉害,竟然合伙来耍我,烫山芋扔过来让我手起泡?先稳住她再说,到时候再讲,你就是孙猴子,也逃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,走着瞧!哼!她知道自己的妹妹还挑不起这付担子,也怕人说闲话。就强压住怒气,佯装心平气和说:“哎呀,你这个同志就是不好,为什么有问题不向组织上反映?至于你家的困难,领导会考虑的,明天我帮你们到税务部门反映一下,但你说话得实事求是。”
我姐听说有六元津贴,再说她想喝完金船的喜酒,想想拖一阵再说。我妈听说好减税,就无话可说,也只能由着女儿继续做下去。正巧,龚大姐接好电话就说:“我们来考虑捐献飞机大炮的事,大阿姐,你人头熟,你去动员动员。”我姐喜欢冲在前边的毛病改不掉,也想显摆自己的本事,就说:“小徐,小王跟我走。”我姐先找冯先生,说道:“冯先生,用不着我讲大道理,腰杆子挺起来,挺出一挺重机枪,打得美国鬼子落花流水。”“我现在在家吃老米饭哪儿来钱?”大阿姐听他口音连轻机枪也没指望,就说多多少少让我来个开门红。他来回度方步,又突然止步说,“看侬大阿姐面子,我捐一门大炮。假定是白蛇精来,一分钱也别想,给她一个大□□。”他至今还没忘记,‘镇反’二阿姐想套他□□帽子的事。我姐听他那句粗话脸一红又喜出望外,又去找米店老板。“啊呀,我同业公会捐了一挺重机枪。侬大阿姐上门,我不能叫侬吃白板,再捐一万发子弹好伐?”大家听说大阿姐上门募捐,张维泰老头竟然贡献一挺重机枪。人家都说上海人再穷,家里还有三担铜,老瞎子都捐了钱,当然老烂脚,矮子师傅都捐了角票。她最后去找李老板,他说:“我在单位带头捐了一架坦克。”我姐感到惊讶,就说算了。李老板又说:“我再意思意思,不让侬白跑,再捐一挺轻机枪,哪能?”后来很多居民到我家来找大阿姐捐钱,大杂院的人,也是三块五块.阿奶除了酱油店的捐款,又捐了一把□□,连秋冰也叫我转交五块钱给我姐,当然阿水根也捐了三块,还说看在侬大阿姐面上,要是白蛇精来,我就操她到哈尔滨.我姐骂他赤佬,难听伐!……最终弹硌路地块是整个街道最冒尖的居委。“这小妮子厉害。”龚大姐不得不佩服大阿姐的政治能量。